“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，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”

8月30日，“义勇挥戈 同心复疆——台湾义勇队档案文献展”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展。展览精选240余件档案文献和历史图片，讲述台湾义勇队的英勇抗日事迹，还原两岸共御外侮的历史真相。

台湾义勇队成立初期

台湾少年团团员

台湾义勇队活跃在东南战场，抗日足迹遍及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安徽……台湾义勇队不断发展壮大，从1939年成立初期的30多人，到1945年队员人数已达381人，成为抗战时期由在大陆的台胞组织起来的人数最多、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。

“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”

台湾义勇队的成立，得从“赤诚的爱国主义者”李友邦说起。

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，1906年出生于台北芦洲乡，此时，日本已经占领台湾11年。在校期间，李友邦就积极参加反日活动。1924年，18岁的李友邦袭击台北日警派出所，遭日本当局通缉，连夜来到祖国大陆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李友邦总结了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，提出“欲救台湾，必先救祖国，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，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”。1939年2月，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帮助和支持下，李友邦将散居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召集起来，在金华宣告成立台湾义勇队。李友邦任队长，中共党员张一之任秘书。

台湾义勇队队员高唱抗日战歌

“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，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。要把日寇驱出祖国，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……”一首《台湾义勇队队歌》，道出台湾义勇队的宗旨：保卫祖国，收复台湾。

台湾义勇队队员多为医生、文化工作者、教师，有的精通医术和日语，有的懂得樟脑及其他药品的制作。这些“特有技术”，成了队员们抗战的武器。

台湾义勇队队员参加军事作战训练

台湾义勇队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敌政治工作。队员们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，即被派赴各抗战部队，其工作主要有：帮助部队翻译敌军文件，审讯俘虏，收听敌军广播、阅读敌人文件加以分析归纳后供部队参考，教士兵学习战争中使用的日语口号、歌曲……据统计，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，台湾义勇队共为抗日武装提供敌伪情报178件。

台湾义勇队创办了抗日救亡进步刊物《台湾先锋》《台湾青年》，并组织战地工作队，深入前线和抗日部队的官兵一起生活战斗，用讲演会、歌咏会、座谈会等方式，讲述台湾被占领40多年来的切身之痛，激励官兵奋勇杀敌，为抗日救国呐喊。同时，创办制药社，协助建立樟脑厂等，生产的急救包、疟疾丸、樟脑油等药品与物资，多数直接送往抗日前线。

“穷医院的革命医生”

医疗也是台湾义勇队的重要工作之一。

台湾义勇队成立后不久，1939年3月，就在金华城区酒坊巷设医疗所，义务医治伤病兵民，来诊者均不收费，赤贫者还会供给少数药品。 

此后，考虑到乡下穷苦同胞不能时常来城里，于是在乡间另设诊所。又考虑到乡间穷苦病人，有时连移动也不可能，于是成立医疗巡回队，“除看病外，如病人需要代为购药，本队尚可代办，故四乡称便”。

如此，“台湾医生”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每日求诊者络绎不绝。1940年7月，台湾义勇队将医疗所扩充为台湾医院。

义勇队队员员自称为“穷医院的革命医生”。因为物质条件缺乏，医院的经费、设备不够，医院设立之初，是把每一个队员的生活费抽一部分作为开办费。台湾医院的收费也极为惠民，“台湾医院的一切收入，完全帮助台湾革命的进行”。

台湾医生也是革命医生。他们一致认为，参加祖国抗战，是争取自由、打碎日寇统治的绝好机会，因此，“每一位同志都把医务工作当作革命工作的一种”，“于是都很诚恳，很殷勤仔细地替病客治疗”。

台湾医院一时誉满金华。从开办之初的一组看诊数据可看出其受欢迎程度：7月，2688名；9月，4314名；11月，3184名……

很快，台湾医院从一所变成两所，从两所变成三所，又从三所变成四所。第二医院在衢州、第三医院在兰溪，第四医院在建阳，为更多的百姓解除病痛。

义勇队队员把医疗工作也当成了宣传抗日的机会，“常在医病当中，以台湾被压迫及反抗等情形，宣传谈话资料，以加强祖国人士抗战决心”。

台湾医生也被派往浙东战地前线去服务，或参加当地野战医院的工作，或在最前线战斗单位担任医疗工作。队员们既当医生，又当教员宣传员，教士兵日语喊话，对士兵讲台湾情况激励斗志，很受部队欢迎。此外，他们也参与了义务免费打霍乱预防针，为遭受敌机轰炸的民众免费治疗……

“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”

与台湾义勇队一起成立的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团体——台湾义勇队少年团（以下简称台湾少年团），其成员多为义勇队队员的子女。

“李友邦将军成立少年团，是有长远打算的，因为台湾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，他是要培养革命的后代，也是为了把革命战士的孩子管起来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。同时，少年团孩子们的事迹在宣传上也很有利——他们深受殖民之痛，被日本人压迫欺负，亲身经历的故事讲起来特别动人。”在台湾少年团担任指导员的黄中一曾这样回忆。

台湾少年团团员上课的情形

1950年牺牲在台湾的“红色女特工”朱枫也曾与台湾少年团结下一段情缘。

朱枫1938年冬天来到金华，积极支持和参加各类抗日活动。当时，她与台湾义勇队往来密切，曾捐赠八百大洋，雪中送炭，帮助台湾医院顺利开业。

1939年夏天，在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之前，朱枫把女儿送到了台湾少年团，并将她改名为朱倬。当时，台湾少年团资金匮乏，团员们生活拮据。朱枫看到孩子们的处境，自己掏钱给所有小朋友买了蚊帐，还捐了两匹绿布，为每个团员做了制服，孩子们这才有了整齐的着装。

那时，朱倬才9岁。台湾少年团的小成员们，小的八九岁，大的也就十三四岁。这么小的孩子，能做什么呢？别看他们小，足迹却遍及金华城乡、浙东前哨、赣北皖南、闽南沿海和闽西龙岩一带，表演抗日话剧、唱歌跳舞，张贴抗日海报……他们也到前方部队慰问表演，到群众中义演募捐。

台湾少年团团员在浙江宁波前线表演“马蹄舞”

他们唱《黄河谣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也经常唱《台湾少年团团歌》：“台湾是我们的家乡，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；台湾是我们的家乡，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。我们带了枷锁来人间，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；离了家乡奔向自由，要把自由带回家乡……”

当他们弱小的身躯站上各地街头，诉说亲身的家庭经历、故乡的流离失所，民众们无法不被感动。他们的说服力比什么都强。因而，这支小小的队伍，每到一处都受到极大的欢迎，被当时的《东南日报》称为“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”。

“台湾同胞与祖国的血肉关系

是永远割不断的”

80多年过去了，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成员大多故去，然而记忆并没有远去。

在福建厦门南普陀寺，李友邦题写的“复疆”二字依然苍劲有力；在武夷山，台湾少年团团员写下的“打倒日寇 保我中华”标语，依然无声诉说抗争历史；在金华，2006年开馆的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每天迎来一拨拨参观者……

浙江大学副研究馆员楼子芳是最早研究台湾义勇队历史的学者之一。1985年，他就开始收集台湾义勇队的资料，此后，撰写相关论文，赴金华寻找台湾义勇队遗迹，参加学术会议，推动有关部门重视台湾义勇队的抗战事迹和旧址保护……今年，楼子芳91岁了，依然关注台湾义勇队，谈起台湾义勇队，依然充满激情。

他说，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半个世纪里，台湾人民在强敌面前，始终以战斗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和统治。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在台湾竭尽全力推行奴化政策，企图在台湾根绝中国文化，然而，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，台湾同胞与祖国的血肉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。

“李友邦指出：‘台人对日人，无不视为异族。但对中国，都称吾国，血浓于水，实信不诬。’这是李友邦纵观台湾历史，对台湾同胞几代人心态的高度总结。”楼子芳说，“让我们永远铭记：台湾同胞的抗战史，是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；推进国家统一，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。”